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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网络平台法律责任:设定平台责任应坚持权责一致原则

发布时间: 2018-01-16 11:37:50   发布人:本站编辑  浏览次数: 来源: 中国工商报

 当今的网络社会已经进入“平台时代”。社交类、视听影音类、资讯类、生活服务类、电商类、金融类等不同类型的网络平台,深刻影响着大众的生活、人际交往及工作方式。

不同类型的网络平台应承担何种责任?平台管理与行政监管的边界在哪里?其他国家如何设定网络平台的法律责任?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网络平台法律责任制度?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如何通过多元治理净化网络环境,同时激励创新,促进网络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近日,本报记者参加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腾讯公司法务平台部、腾讯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网络平台的责任与治理研讨会,对部分与会人士的精彩发言进行了整理,供读者借鉴和思考。

我国网络平台法律责任现状

关于民事责任

我国关于网络平台民事责任的立法最早源于著作权领域,其明显受到美国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的影响。而后,《侵权责任法》为包括网络平台在内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规定了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又通过制定网络人身权益司法解释,确立了网络平台在侵犯人身权益领域的民事责任适用规则。

201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亦为网络平台确定了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民事责任规则。

随着未来《电子商务法》的制定及《专利法》和《商标法》的修订,相关领域将分别建立起网络平台民事责任的具体规则。

2016年颁布的《网络安全法》中,立法者为包括网络平台在内的网络运营者规定了多种法律义务,其大多数条款均为公法性质的管制性条款,但该法第七十四条作出了一条概括性规定,即“违反本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可以说,《网络安全法》第七十四条为创设网络平台的民事责任设定了一个入口,而网络平台民事责任规则碎片化及相关问题值得关注。

我国《网络安全法》为网络平台设置了多项严格的网络安全保护义务,同时,这些义务的履行需要相关的保障性制度或配套规定,目前相关的制度或配套规定尚缺失。《网络安全法》为网络平台规定了多项法律义务,并施以行政责任,但目前缺乏对其责任范围进行限制或免除的相关规定,建议予以完善。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虽然被一些学者解释为其蕴含了免责条件,但是,其适用范围主要是民事领域。

网络平台负有协助执法的义务,并且有加重的趋势。但是,对于执法协助的程序,现行法缺少明确、具体的规定。

通过梳理近年来我国在网络信息监管领域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可以发现以下监管模式逐渐凸显出来,即通过行政机关监管网络平台、网络平台监管用户的方式来实现监管目的。关于网络平台所具有的监管权利与义务的性质,在理论界存在一定的争议。实践中的问题在于,由网络平台这样一个并不具备专业判断或执法能力的私人机构来承担一些监管或类似监管职责的机制设计,需要平衡其中的便捷性和有效性等问题。

     刑事责任

在我国当前规制体系中,网络平台的刑事责任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基于网络平台独立行为单独触发刑事责任;二是基于用户犯罪的帮助行为产生的刑事责任;三是基于协助执法义务触发刑事责任。

就网络平台作为独立行为人单独触发刑事责任而言,其行为本质上并未超出传统刑法罪名的基本理论和犯罪构成。就网络平台因用户行为而产生的刑事责任而言,此时网络平台虽不是犯罪行为的直接实施者,但若其作为或不作为对犯罪起到了辅助作用,亦有可能由此引发刑事责任。网络平台可能承担的第三类刑事责任源于协助行政执法义务,其启动以行政义务的不履行为前提。

纵观我国当前有关网络平台刑事责任领域的规定,有以下需完善之处:

第一,关于网络平台刑事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碎片化的特征,条文之间特别是不同部门法之间的衔接存在缺失。

第二,当前法律规定尚未从类型化的角度形成刑事责任“主体—行为—责任”的统一。有必要对不同类型的网络平台在功能上加以区分,对应不同类型的前置行政义务,进而与层次化的刑事责任相勾连。

完善我国网络平台法律责任制度的建议

关于网络平台的民事责任

第一,建议进一步完善《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相关规定,借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定,对网络平台进行类型化区分,分别为其规定免责条件,从而使其可以适用一般侵权责任。

第二,建议明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中“知道”的含义。本报告认为,其应包括“实际知道“和“有合理理由认为其知道”两种情形,而不宜采用“应当知道”的表述。

第三,建议进一步完善《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并建议将“通知—删除”规则修改为“通知—反通知—平台处理”,即网络平台应当在听取权利主张者和被主张者的两方意见之后再进行处理。在网络平台难以判断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权利主张者在提出删除请求前先行获得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裁决或命令。

第四,建议对权利人请求网络平台披露涉嫌侵权用户身份信息的事项建立详细具体的制度,建议区分网络平台的类型,分别为其规定网络平台在何种情形下可以披露用户的身份信息,以及相关的程序规则。

第五,建议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网络平台在一般情况下对于网络信息不负有一般性的审查义务或积极查找侵权活动的义务。

关于网络平台的行政义务与责任

第一,建议合理界定网络监管机构与网络平台之间的分工和责任分配。

第二,建议区分网络平台的类型,在行政责任领域,分别为其设定责任规则和免责条件,为其提供安全港式和可持续发展的保护,并引导其发展方向。

第三,建议重视加强网络监管政策中具体政策的程序化、规则化、标准化,通过立法来完善协助执法的程序。

关于网络平台的刑事责任

建议对《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作出司法解释,以使法律适用更加明确化、具体化。

从平台责任走向平台治理应坚持以下网络平台治理的原则:

第一,多方利益主体协同共治原则。坚持多方利益主体协同共治原则,意味着承认多方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给予多方利益主体发表意见的机会,使得网络平台的治理规则能够体现出多方利益主体的共同利益。

第二,规则治理、技术治理与市场约束互补原则。规则治理、技术治理和市场约束机制是对网络平台进行治理的三种手段,其有着各自的适用空间,相互补充、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网络平台治理。

第三,公开、透明的原则。无论是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类法律规则,还是平台企业制定的自律规范,抑或是政府执法机关或网络平台企业所采取的技术治理措施,都应做到公开、透明。

第四,鼓励创新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网络平台的治理机制时要包容创新、保护创新、激励创新,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

网络平台治理的规则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次:国际条约、国家立法、互联网行业的自律规范及用户协议、平台公约等。(《网络平台的法律责任与治理》课题组)(负责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周学峰 腾讯公司法务总监李平)

观点荟萃:

 

 

 

不能简单套用《广告法》规制网络平台上的竞价排名服务

《电子商务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增加了专门的条款,用于调整竞价排名服务。草案明确规定,对于竞价排名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显著标明“广告”。如果认定竞价排名为广告,网络平台提供的竞价排名服务是否必须适用《广告法》对广告行为的所有规制呢?个人认为,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能简单套用《广告法》的一些规则规制网络平台上的竞价排名服务。

另外,对于具有影响力的搜索服务提供商,是将其作为商业主体对待,还是必须考虑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影响力,而让其承担更多的公平对待所有人的义务;是必须坚持自然搜索,还是允许采用有利于商业模式推广的竞价排名,个人认为,这个答案应该是开放的。《电子商务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的条文只是很有限地回应了这个问题,要求提供多种形式的搜索。采取多种搜索方法并存的方式,更趋向于自然搜索的结果。(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薛军)

根据平台的能力赋予其平台义务

讨论平台责任,其真正的合法性基础、合法性依据到底在哪里?一种思路是,基于平台具体做了什么事情,由此衍生出注意义务、善良管理人义务;另一种思路是,由于平台的自身特点,其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所以应该赋予平台更多的义务,具体而言,涉及平台的参与程度以及平台的实际管理能力。

实际上,关于平台的法律责任,可以链接经济理论上的看门人责任理论。看门人责任的核心在于,我们并不在乎平台所从事的具体事情和平台应该承担何种义务,而是更多地考虑平台有能力承担这样的义务,从而给予平台相应的责任配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刘晓春)

以更丰富的路径 避免平台对公共利益及用户权益的损害

关于平台责任,从不同层面理解,具有不同的内涵。第一个层面是主体责任,强调在法律规定之外,网络平台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网络治理的责任主体应承担的责任。第二个层面是法律义务,即把平台责任等同于法律义务。简单而言,包括公法上的义务和私法上的义务。

平台私权利最核心的取向是平台利益最大化。基于这样的判断,必须避免平台利益最大化对公共利益、对平台上其他用户的私权利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除传统的赋予平台一定的公法义务外,应尝试以更丰富的路径平衡平台的私权利和公法上的义务。第一,建立相对弱势方的参与机制,参与平台规则制定和修改,制定更公平的规则。第二,建立有效的信息公开机制和用户教育机制。在互联网环境下,用户和平台之间不仅信息不对称,而且知识不对称,需要通过信息公开和消费教育纠偏。第三,鼓励和扶持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成长。比如,2017年开展的隐私政策评估,在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推动下,许多平台的隐私政策进行了优化和更新,进一步发挥专业机构在网络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未来空间广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员 周辉)

确立网络平台责任应坚持权责一致原则

我国现有的网络平台责任制度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平台承担的管理义务过重;第二,网络平台的行政责任没有确立相关的免责机制,网络平台与相关主体之间的责任边界尚不明晰;第三,关于平台责任的规定没有区分层次和模式。

我国的平台更多是第三方模式。因此,我们的立法在吸收欧美经验的基础上,还应探索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制度体系。在国家立法层面确立网络平台的责任,应坚持三个方面的原则:一是权责一致原则,即平台的责任要和平台拥有的能力和权利一致;第二,责任分担原则,即平台经营者、交易双方、政府、社会团体共同来分担相关责任;第三,责任有限原则。

总体而言,在未来相关立法中,应按照平台的控制能力确定平台的义务和责任。应对平台进行类型化分析,不同类型的平台以及大类下的细分类型,均应有相应的规则。(中国信息与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 石月)

微信是一个即时通信工具和信息发布工具而非电商平台

微信是一个即时通信工具和信息发布工具,而不能认为是一个电商平台。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微信是一个电商平台呢?在移动互联的时代,电商交易的碎片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很多交易行为不只在一个APP上一以贯之地完成,可能会细分不同的场景共同完成。货品展示环节可能在贴吧或者其他社交媒体上,任何一个社交平台都可能成为商品展示的平台。交易双方的沟通也可以通过不同的社交软件实现,包括所有可以自由聊天的软件,甚至有些游戏都可以成为一个沟通平台。支付是由支付软件完成的,物流则是由物流类的产品实现的。

微信作为一个用户量巨大的产品,很容易理解卖货的人为什么喜欢用微信进行沟通。因为微信的触达能力强,通过微信可以更方便地开展沟通交流。但据此就把微信定位为一个电商平台,显然不合理。

微信的治理模式与单向的信息发布平台或者电商平台有所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微信从功能设计上充分尊重用户隐私权。以商标侵权为例,微信朋友圈功能内容不支持公开搜索,这种私密性导致品牌方在微信上面发现侵权内容非常困难,运营者不可能通过搜索找到相关的侵权内容,而主动实施相应的治理行为。(微信法务总监 黄嘉慧)

金融科技平台监管应在稳定、效率和创新之间取得平衡

对于金融科技平台的监管,一定要在稳定、效率和发展创新之间取得平衡。第一,按照依法监管的原则,应针对金融科技平台的特点,不断细化和明确底线,并保持足够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第二,借鉴英国的实践,在既有监管框架下,在确保风险不传递的情况下,应允许金融科技平台企业做一些创新性的尝试,给予其一定的技术发展空间,让一些中小企业有机会参与公平竞争。 第三,应强调穿透式监管,深入探究相关业务的本质,如果仅是金融业务,就按照金融业务的监管方式监管,如果属于科技创新型平台,则应在研究相关业务本质的前提下,以技术化方式实施更科学、更高效的监管。京东金融总法律顾问 刘志坚

不同类型平台承担不同程度的法律责任

不同类型的网络平台在交易环节中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其承担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也应有所不同。基于这样的前提研究网络平台的法律责任,才能保证相关研究更有针对性,相关的监管更因地制宜、有的放矢。

相对而言,平台涉入交易环节的程度越深,则需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当然,平台控制力强不代表其一定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分析其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是一定要以其是否具备控制力为前提的。

第一类是技术支持型平台。比如QQ和微信提供的即时通信消息通道服务,类似的商业模式如电信运营商提供的语音通话服务。事实上,电信运营商并不知晓和掌握通话双方为什么打这通电话、电话内容是什么,平台是没有控制力的,此种类型的平台承担的义务相对应最轻。

第二类是作为连接器的平台。比如,UGC(用户原创内容)类的开放平台、内容发布开放平台或直播平台等。这类平台对内容有一定控制力,但其控制更多体现在事后。

 

第三类是直接作为交易活动参与方的平台。如果一个平台在法律定性上已经是一方交易主体,其要承担交易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此时这类平台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应是最重的。 (腾讯公司高级法律顾问 王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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